史丹利的便當盒 --- 每個孩子頭上都有一片天空
提起導演阿莫爾或許很多人不曉得，但說到他執導的《心中的小星星》，想必各位就印象深刻了。這部《史丹利的便當盒》是阿莫爾導演及其製作團隊於 2011 年推出的新作。印度上映首周便開出亮眼票房，更捧紅了片中童星帕索古普特，讓他短時間內就成為超級國民童星。
《史丹利的便當盒》與《心中的小星星》一樣，皆以孩子的教育議題為核心，帶出現今社會裡種種值得商榷的現象與風氣。後者揭示僵化的教育體制與家庭教養對擁有繽紛天份的小孩的無情抹殺，前者則利用看似趣味橫生的校園便當大戰為線頭，一步步直指存在於光鮮亮麗印度印象下嚴重的童工問題。
兩部片的製作初衷都很值得肯定，但就電影本身精彩度來說，《史丹利的便當盒》比起《心中的小星星》，實在差了一大截。
雖然兩部片裡角色性格的好壞都非常典型極端，好的老師不是如天使般貌美就是散發出彷彿救世主降臨的慈悲光輝，壞的老師長相若非怪狀奇形就是面目猙獰，但《心中的小星星》裡的美術老師的同理心有著背後的故事緣由，不會讓人覺得平白無故天降聖人。至於飾演反派的父親與其他老師們，雖然一度令人咬牙切齒，最後也都有了圓滿的角色處理。
簡言之，好有好的道理，壞也沒有很刻板地一路壞到底。
反觀《史丹利的便當盒》，片中的大暴君老師威瑪，我們只見貪婪卻不知其所以然，縱使分食是印度的善良傳統，但堂堂師長竟與學生搶食，如此行徑也太過誇張。另外，美麗的作文老師雖被賦予正面的形象，卻沒什麼具體作為，除了溫柔的微笑與關懷外，看不出角色的重要性何在，連史丹利被趕走這件事的始末，也是後知後覺到不行。令人覺得只是用來當作反派的對比而已。
總而言之，反派的壞沒有來龍去脈，正派的好也不夠立體鮮明。
當然兩部電影本來就是各自獨立的作品，劇本角色有著不同設定也不足為奇。只是就觀影體驗而言，《心中的小星星》確實給我多些啟發與感動。
《當身體變成大腦的運輸工具》
話雖如此，兩部片其實都試圖傳達教育體制的一個共同現象，那就是「以語文數理為主的教學導向」。或者這是由於「語文數理」是在現今社會生存下去的最基礎也最關鍵的能力，然而一切卻沒這麼簡單。
過度重視語文數理的結果，便是偏廢了其他多元能力的開發。美術、音樂、舞蹈等等這些能夠感動人心的天賦才能，被打成了可有可無的副科。更嚴重的是，學校教育崇尚標準化與單一化，作怪的同學被貼上不合群的標籤，考試模式則講求有限的時間範圍內給出正確答案。答題快速正確是聰明學生的象徵。
但很多時候，真正有價值、有創意的東西，並不是速度的產物，也無關是非對錯。況且，只用「速度」與「正確性」來評斷與要求學生，那不是把學生當成機器人是什麼呢？無庸置疑，一直以來，我們對好學生的期待，就是成為功能性強大的機器人。一個指令一個動作，能把事情準確辦妥，乖巧順從，不會質疑抵抗，沒有千奇百怪的惱人問題，沒有五花八門的自我主張。
《心中的小星星》裡的伊翔有閱讀障礙，作業不會寫不是偷懶愛玩，而是無法將文字與意義結合，數學不好也不是腦袋不靈，而是根本就看不懂問題。結果所有老師只把他當調皮搗蛋的問題學生，讓他逐漸自暴自棄，自我開始萎縮，最後連作怪的動力都消失了。
《電影的魔力》作者霍華．蘇伯曾說過：「一個人能送給別人最珍貴的禮物，就是對於他潛在才能的賞識。最惡毒的詛咒，則是讓對方對於自己的潛力完全失去自信。」當所有老師只聚焦在伊翔無可救藥的語文能力時，只有尼康發現他的問題所在，以及其自由奔放的美術天賦，最終挽救了這個傷痕累累的幼小心靈。
《史丹利的便當盒》裡的史丹利也是一樣。腦袋裡裝滿奇特思想、肢體動作豐富的他，在同學心目中是風雲人物，可在老師眼裡卻是個不守規矩、我行我素的麻煩鬼。利用化學理論做出來的創意水族箱，被認為是逃避作業的證據。左手書寫的習慣，被貼上了格格不入的標籤。
還好有溫柔婉約的作文老師懂得欣賞史丹利天馬行空的創意，肯定並鼓勵他繼續織夢。最後當活潑好動的史丹利站上舞台發光發熱，她比誰都還開心。
《讓天賦自由》的作者、素有世界的教育部長之稱的肯．羅賓森博士在 TED 大會發表的「學校教育扼殺創意嗎」演說中曾提到，全球的公立教育幾乎都在進行大腦的訓練，都以「把學生訓練成教授」為首要目的在教學，於是身體各個部位，漸漸成了「把大腦從 A 地攜帶到 B 地」的運輸工具。換言之，大腦以外的身體各種潛能被嚴重忽略。
羅賓森也提及學術圈的階級制度，他說「語言與數學」總是位居學術頂端，「人文與藝術」則是墊底，而且就算是藝術類課程也有等級之分，美術與音樂永遠在戲劇和舞蹈之上。
創意具有獨特的多樣性，有的人透過畫筆來思考，有的人透過律動，有的人透過音符，如果我們的教育體制總是扼制這些天份奔馳，那麼無論第一志願上了幾個，繁星計劃錄取了幾位，升學率再怎麼高，紅色榜單貼得再怎麼長，教育還是失敗的。
《每個孩子頭上都有一片天空》
乍看《史丹利的便當盒》影碟外殼，還以為是部典型的校園童趣喜劇，不外乎古靈精怪的學生們聯手對抗可惡的壞蛋老師之類的故事。事實上電影裡的確出現這個橋段，也成功收到大快人心的效果。但在這場便當爭奪戰的背後，卻隱藏著普遍存在印度社會底層的童工問題。電影片尾有這麼一段文字：
「印度有超過 1200 萬像史丹利一樣的童工。以家庭關係為名目，遭到剝削的童工人數更多。總計印度有超過 5000 萬名童工。」
我有個朋友曾到印度旅行。他告訴我，每次坐公車或計程車一下車，就有一大群小孩湊上來要零錢、食物或香菸。不給覺得於心不忍，可若慈悲為懷掏出零錢分予他們，反倒讓自己更加動彈不得，因為小孩子們就像大把大把的螞蟻看到閃耀著光澤的糖果似地向他聚攏過去，這下子想抽身非得花一番功夫不可了。
到底，「施捨」這個行為是在「助長」還是「解決」社會問題呢？
與這群街頭小孩相比，史丹利還算幸福的，雖然父母車禍雙亡，開餐廳的叔叔又常常對他拳打腳踢，至少他還有學校可念，只是中午沒便當吃而已。寫到這裡，我不禁想起一句話：「幸福的模樣都很類似，苦難的面貌卻有千百種。」
片中，我們注意到年幼的史丹利有著一套維持尊嚴、自我堅強的方式。
他借同學手機打給國外的母親聊天，但事實上手機根本沒有撥出，原來他一直對冰冷無語的機殼說話。我想起「在投幣式電話亭假裝打電話給媽媽的女孩」的故事。女孩每節下課都跑去打電話給媽媽，同學們都以為她們母女倆感情很好，後來無意間才發現她打的號碼竟然是 117 報時專線。
一開始史丹利騙同學說中午時間要回家享用媽媽準備的熱騰騰飯菜，事實上是自己跑到天橋上望著馬路發呆。後來叔叔餐廳的廚工阿卡藍發現他沒有便當吃，於是把餐廳的剩菜剩飯重新分裝，組合成四層樓的豪華便當。史丹利有了便當後身價水漲船高，換他分食給師長和死黨，此時依舊瞎掰不打草稿，說這都是媽媽早上四點鐘起床精心準備的：
「我媽媽親自跑到卡爾車站，去買來自旁遮普邦和信德邦的鄉村起司。然後她在家煮菜。我媽媽做菜很用心實在，而且都沒有加水，所以才會這麼好吃。」此時大家已被唬得一愣一愣，史丹利接著又說：「我媽媽說吃完會受傷，因為好吃到舌頭掉下來。」
史丹利透過重重謊言，一方面維護在同儕之間的自尊，另一方面則用來自我安慰和療傷。重點是，面對著現實困境，他始終是那麼善良、勇敢、樂觀，對於擺在眼前的夢想，表現得是如此堅定、積極、無畏。這樣困苦卻懂事的孩子，和貪婪無厭的大暴君、思想僵硬的化學老師、冷漠勢利的叔叔等等的成人放在一起，是多麼巨大的對比與諷刺阿。
順帶一提，我覺得《史丹利的便當盒》這部片可以用來推廣印度在地美食耶。當孩子們掀開便當蓋，互相分享今天媽媽準備了哪些菜色時，看著便當盒裡的各式菜餚，我口水都快滴下來了，彷彿可以透過畫面聞到它們的香味，而且幾乎快忍不住想把手伸進螢幕去一起分食了哩。什麼蔬菜香米飯啦，鄉村起司配菠菜啦，玉米烤餅，香料飯，還有馬鈴薯與小茴香籽等等。您不妨看看這些菜名再試著幻想一下它們的樣子，有沒有覺得唾液開始分泌了呢？
唉，看的到卻吃不到，還真是折磨人阿。
最後，儘管這部片我認為不如《心中的小星星》好看，但片中亟欲傳達的童工問題，與試圖闡述的教育理念，卻仍具備有一定程度的社會關懷。拍電影不只是商業、不只是賺錢，還關乎理想的實踐和社會責任的實行。對此阿莫爾向大家分享了這部電影的拍攝心得：
「這輩子我能想到最好的事，就是盤腿坐在地上，平視或者仰視那些生活多變化的小小朋友們。如今，是時候向觀眾提起值得重視的孩童關懷議題了，因此《史丹利的便當盒》便誕生。
這次拍攝非常特別，前後歷經了一年半的歡樂時光，我利用週六早上的戲劇和電影課程進行拍攝。每次不超過 4 個小時，其中還包含兩節課間休息時間，我規定，只要帶一個便當來，就能讓大家感受滿滿的印度風情。
更重要的是，我藉此次拍攝提出了童星工作的相關守則：沒有甄選、沒有長達 12 小時的工作時間、沒有長達數個月的計劃表，一切只有歡樂，以及參與電影拍攝的樂趣。而我僅僅是扮演記錄者的角色，卻得到了一個新的大家庭。
下至 2 歲的小小朋友，上至 80 多歲的女校長，全都毫無懷疑的鼎力支持，頂尖的藝術家、創作者、教育家以及影業龍頭，每個人都熱情慷慨參與，拍《史丹利的便當盒》的過程就像是一個難以置信、似夢似真的寶萊塢故事，過去這一年半我作了一場美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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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連結》心中的小星星 --- 看見那一片星空燦爛
《羅賓森博士在 TED 的演講》學校教育扼殺創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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